在武汉会战结束后，战后总结会议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惯例。这种总结不分大小战役，战大仗则大力度检讨，战小仗则小规模检讨，几乎每一场战斗后都必须举行检讨。参与检讨的人士，从战区司令长官到普通军师长，都须亲自到场。对于表现优秀者会给予嘉奖，犯错者会受到惩罚，虽然这种体制难以做到完全的公正与公平，但总体上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的合理性。这一做法，也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八年间，即使在战斗力上不如日军，依然能够坚守直至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说战后检讨会并不是新生事物，但以往往显得形式化和流于表面。随着抗战的爆发，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形式的日渐复杂，这种过去常被忽视的战后总结会议重新得到了重视，并逐渐展现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在首届南岳军事检讨会上，就针对战役总结出了四个关键性的问题：首先是战线的设防，其次是各部队间的协作，再次是炮兵的运用问题，以及最后是指挥机构的简化。

1942年之前的抗战阶段，实际上是检验“一战”与“二战”间军事技术和理论的战争。在这个时期，双方战斗中存在许多矛盾的现象。交战双方所用装备参差不齐，既有冷兵器，也有现代化的坦克和装甲车。在战术上，既有传统的战壕战、阵地战和攻城战，又出现了闪电战战术。面对如此复杂战场，指挥员的要求自然非常高，他们若能摆脱传统军事思维的束缚，便能在战争中抢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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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的设防问题”是当时中国部队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通常情况下，中国军队在防御时仅设一条前线，极少进行第二线或第三线阵地的布置，这一设防方式的隐患在于，一旦某一点遭到突破，整条战线都会随之崩溃。即使前线阵地未被日军攻破，只要一听闻敌军的迂回穿插，守在阵地上的部队便会立即产生恐慌。例如，在武汉会战后期，日军某个骑兵联队突袭平汉线，导致驻守在信阳的胡宗南惊慌撤退，从而使武汉会战的胜利最终付诸东流。

在武汉会战后，这一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并在实战中得到了验证。以滇军的60军为例，其主力184师在与一个日军联队的战斗中，尽管一线阵地遭到突破，因设有二线阵地，滇军并未陷入混乱，而是集中炮火封堵突破口，随后调兵增援，最终成功围歼突入的日军。在一次长沙会战中，亦出现类似情况。日军支队从洞庭湖突破营田防线，关麟征指挥的部队并未慌乱，而是果断调兵进行反击，形成了一种巧妙的战局。

“各部队的配合问题”则由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提出。在会议上，他指出日军常对中国军队缺乏有效合作表示讥讽，认为他们就像只有一师死守一样，每次作战时，前线部队与敌军拼杀，后方支援的部队却都在观望，鲜有人主动支援。这其中的原因复杂，包括战术思维的缺陷、部队之间互不信任和保存实力的顾虑。战术思维相对易于解决，但部队间的互信难以建立，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保存实力的问题，只要蒋介石能够公平对待，及时补充损失，便可迎刃而解。

自南岳军事会议以后，这一配合问题在之后的每一场战争中都得到了改善。各个部队间的分工逐渐明确，有的负责正面对抗，有的负责敌后迂回，有的则负责侧翼牵制，基本实现了协同作战。

“炮兵的使用问题”是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提出的。他指出，炮兵使用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数量不足，二是战术运用缺失。炮兵的数量短缺无疑是由中日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造成的。这方面，想要一朝一夕追赶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在诸如忻口会战中，日方的炮兵数量反而低于第2战区，仅有一个野炮联队，而阎锡山则以壮士决战的姿态，把晋绥军的七个炮团集中到前线，火炮质量亦并不逊色于日军。那么，在忻口会战中为何第2战区依然败北？这就关涉到炮兵战术的运用问题。

在忻口会战中，尽管晋绥军在炮兵数量上占据优势，但仍沿用了“一战”时期的平射打法，直接与日军相互炮轰，而日军则大多数将炮兵隐藏在反斜面。这种战术安排使得晋绥军的炮兵一旦开火，阵地便即暴露于敌方火力之下，然而日军炮兵藏匿的阵地却始终未被发现。这个问题早在1919年就已显露无遗，但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北洋军第七师的参谋长童焕文在日本参观时，惊讶于日军炮兵战术的先进，曾记录下来自日本的战术观念。

“精简指挥机构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双方军队中，不过中国军队这一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淞沪会战前，由于编制原因，中国部队军以上级别数量不多。随着战事的急剧扩大，前线涌入近百个师，指挥上遇到极大困难。淞沪会战进行到中期时，前线开始合并部队，出现大量军的番号。这当中，黄埔一期的王敬久、俞济时、孙元良等纷纷被任命为军长，而老资格的将领也大多被任命为军长，造成了新旧力量之间的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蒋介石又在军之上设立了军团，这使得编制更为复杂。

而在武汉会战后，中日两军都对此进行反思和整编。中国军队精简了兵团、军团和旅，而日军则精简了旅团长职务。中国军队的精简出来的级别大多数在战区副司令长官或集团军副总司令之职，而日军精简后，大多数担任步兵团长，有了实际的指挥权限。

这种情况在日军编制中同样有所体现，特别是在武汉会战后，他们对指挥体系进行了简化，将部队从四个步兵联队组织为三个联队，以提高指挥效率。同时，由于日军扩编过快，新组建部队作战能力不足，为了增强这些新成立师团的作战能力，只能从精锐部队中调配主力联队过来。

在武器装备方面，尤其是单兵装备，双方的优劣对比也非常明显。客观来看，中国部队的单兵装备并不比日军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要更胜一筹。例如，捷克式轻机枪普遍被中国军队使用，与日军的“歪把子”比较，后者的性能显得不足。最初，日军对此并不承认，但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不得不承认，捷克式的表现确实更佳，因此在1943年左右，日军开始仿造捷克式进行装备改进。

谈及武器如“中正式”和“三八大盖”的比较，后者有其明显的优点，比如射程远、打击准等，但也有其劣势。虽然“三八大盖”理论射程长，从使用效果上看，“中正式”的有效射程其实要强过“三八式”。在拼刺方面，战前日本老兵在体能和训练方面的优势确实让他们在战斗中佔得上风，但从枪的设计来看，二者并没有显著差异，单凭枪的长度就对比两军在拼刺时的表现并不公正。

不过，在没有“中正式”装备，拿着“汉阳造”的士兵在与日军进行拼刺的时候，确实木村略显劣势。这是由于“汉阳造”本身较短且刺刀较小。战局在1941年后逐渐发生变化，日军原本精锐的老兵大多在战斗中损失殆尽，而日军的主力也被调往南洋战场，在中国战场剩下的部队战斗力明显下降，最终导致战局开始逆转，虽然日军仍在发动攻势，但本质上是为了掩饰自身的虚弱。

此外，在战斗形式上，作为侵略者的日军必须持续采取攻势。若其转为守势，败亡的命运就指日可待。因此，中国军队的抗战决心与韧性逐渐显现，双方在战争进程中，也在不断调整与提升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力求在艰苦的环境中找到胜利的关键。

发布于：天津市